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申宇婧在《中国财经报》发表评论文章《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及其影响分析》。文章指出，2024年，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层面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全球局势瞬息万变，美联储降息对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影响也将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时刻予以关注和研判。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4月2日，本文刊发在《中国财经报》
3月20日，美联储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与之前会议释放的信号一致，彻底打消了美联储最早于3月降息的希望。此次会议传递出美联储的鸽派信号，发布的点阵图保留了年内降息三次的指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曾表示，美联储今年将谨慎推进降息，可能会比市场预期的速度慢得多。可见，虽然美联储于今年开启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非常大，但降息的节奏和时间点还不明确，需要视经济数据作进一步决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美国将举行大选，政治因素也将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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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素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势
一是通胀水平。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美国PPI环比增长0.3%，核心PPI环比增长0.5%，均超出市场预期；2月份PPI环比增长0.6%，是预期值的两倍；1月份美国CPI环比增长0.3%，核心CPI环比增长0.4%，同样均高于市场预期；1月份美国CPI同比增长3.1%，高于市场预期2.9%的水平，核心CPI同比增长3.9%，高于市场预期3.7%的水平；2月份CPI同比增长3.2%，高于预期3.1%的水平。这些数据表明，尽管美国的通胀水平有所回落，但通胀压力犹存，降息的具体时间可能会因此推迟。
二是就业水平。美国就业结构趋于改善。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35.3万人，远高于普遍预期的18.5万人；1月份平均每小时工资增速同比达到4.4%，高于预期的4.1%；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增长达27.5万人，超出了市场预期。美国就业人数与劳动力工资的超预期增长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就业稳定；另一方面，美国通胀压力仍较大，延缓了美联储降息的节奏。
三是经济增长。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5%，高于市场预期。在美元汇率的保障下，美国经济总量领先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美国在2023年顶住了通胀压力，实现经济的超预期增长，为美联储降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四是政治大选。2024年，全球进入“超级大选年”，约50个国家举行大选，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国家进行政治选举的年份，美国也将于今年举行大选。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大选年”，美国的政策都会发生比较大的波动。拜登和特朗普作为今年美国总统的最热门候选人，对于各项政策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今年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势必会对美国政策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会给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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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货币环境将会相对好转
在美联储降息的影响下，欧洲、日本、德国等央行政策或将随之转向，至少不会大幅加息。整体来看，2024年的全球金融环境、货币环境将会相对好转。但是，2024年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各国大选，新任领导人的上台会对产业政策、全球资本流动、世界贸易发展等产生许多难以预测的影响。
美联储降息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金融资产上。债券方面，美联储降息通常会导致债券收益率下降，美债收益率下调带动美债价格上升。同时，降息后，投资者会到其他市场寻求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债券的吸引力会因此提高，为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提供更多的资金流动。股市方面，美联储降息会引发股市的波动，对于股市的影响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果美联储降息是由于经济衰退，无法实现经济软着陆，则会对股市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是预防式降息，即降息时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则降息会导致借贷成本降低，促进经济活动复苏与繁荣。另外，美联储降息会增加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受降息影响，人们更倾向于投资高收益的风险资产，如新兴市场股票、债券，以及高收益、高风险债券等，从而引发风险资产的价值重估与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美联储降息对金融资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全球经济状况、地缘政治风险、安全局势变化、经济全球化情况、各国央行政策变化、投资者风险偏好等。2024年，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层面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全球局势瞬息万变，美联储降息对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影响也将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时刻予以关注和研判。
对于我国来说，美联储降息会减轻我国金融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去年以来，在美元加息和人民币降息的背景下，人民币承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对我国股市也造成一定的影响。美联储降息会缩小美元与人民币的利率差，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扩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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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资本流动造成直接影响
美联储降息将引发美元汇率走低，降低美元的借贷成本，直接导致全球流动性整体增加与全球资金的大范围流动。2024年，宽松的货币环境为外资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将有力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增长和产业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但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流动性宽松也会为全球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变数。
一方面，安全局势的不稳定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预期降低，地缘冲突的不断爆发使得相关国家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意愿减弱，从而缩减了外资流入规模。联合国预计，2024年全球投资增长可能继续低迷。经济不确定性将进一步拖累全球投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资本流动的结构正在调整。当前，美国对华实施资本管制，设置投资禁令，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限制美国资本以及其他国家资本来华投资。美国对我国相继开展了对华投资的全面审查、设置企业层面投资黑名单以及设置高科技细分领域的投资禁令等投资制裁。2023年8月9日，美国拜登政府发布《关于解决美国对受关注国家的特定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投资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授权美国财政部审查美国资本对3项我国敏感科技（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投资，并要求美国资本在投资我国其他科技领域时须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投资正在由全面限制走向精准打压，受此影响，美国资本在华投资会有所减少。
相比而言，在美国打造的“产业链韧性”战略之下，印度、越南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获得跨国投资的青睐。美国瑞联银行发布的《2024年投资展望》显示，地缘政治继续成为2024年的主题，并有望在印度和拉丁美洲创造持久的投资机遇。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3》指出，随着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预期的经济衰退，2022年投资决策活动激增，有利于投资的措施达到102项，比2021年翻了近一番。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对接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链调整战略，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提振本国经济。以印度为例，印度近几年出台多项利好政策，先后开放包括零售、制造和航空在内的多个行业，制定了多项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推动外国在印直接投资额的快速增长。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显示，2023年，在政府基建项目及跨国投资的推动下，印度取得强劲的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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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形势仍不容乐观
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全球供应链，美联储降息或再次引发全球通胀风险。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幅最小，仅为0.2%，是50年来除全球经济衰退外的最慢增速。其中，货物贸易萎缩约2%，是本世纪除全球经济衰退外的最严重萎缩。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限制急剧增加，达成贸易协定的数量急剧下降。2023年，全球实施了近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约为2015年的5倍。2020年以来，全球平均每年只签署5项贸易协定，不足2000年之后10年的一半。2024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依然不容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4年世界贸易增长3.3%，比2023年提升2.9个百分点，但仅为疫情之前1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截至2024年底，全球贸易将经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增速最慢的5年。
虽然还没有更多迹象支撑逆全球化的广泛性，但逆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初步迹象已经显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入推进的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国际分工格局，发达经济体对目前的全球化分工存在着高度的依赖。因此，目前东西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所带来的产业链重构成本将会是巨大的，这既包括发达经济体本土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也包括生产线回撤带来的生产成本。同时，逆全球化导致全球对大宗商品以及资源的争夺和博弈愈加激烈，俄罗斯、中东逐步收紧能源资源供应，直接抬升了能源价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联储降息后全球货币流通的增加，可能再次激化还未消退的通胀趋势。如果2024年的政治大选、地缘冲突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叠加形成共振，将会严重扰动全球能源与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链，抬升相关商品的价格，对全球贸易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就我国而言，应积极应对美联储降息的影响，积极应对全球局势变化。在美联储降息预期的影响之下，一方面，外资流入的空间会扩大；另一方面，中美利差将会缩小，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将会增大，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国“以我为主”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对全球货币政策转向所引发的资金流动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与保护作用。2024年是我国经济恢复的关键之年，要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评估，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同时，我国也应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通过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之中，成为更多国家的贸易伙伴，减少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推动跨境贸易的便利化发展，为振兴全球贸易作出更多的努力。同时，在投资方面，重点拓宽服务业的开放领域，继续出台放开服务业外资限制的举措，逐步推进服务业投资的便利化，为外资提供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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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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